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 高考弃考人数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以20%的速率增长，高中出境学习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洋大学”在快速登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

　　这显示，由于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正处于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因此，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提问，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毫无疑问，根本解决问题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单纯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样是不是把自己降低为旁观者，从而消解了公民的责任?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这一洞见非常新颖而深刻，也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实践，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基层学校的变革，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一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