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性的论争

　　实际上这是孟子和杨朱对人们情感、价值观、态度、社会风气的不同判断和选择，即对人类德性的不同理解。基于对德性的不同理解，便引发了社会控制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德性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将指导一种行为，当这种行为扩至一个比较大或者相对复杂的整体时，就必须考虑对它的调节和控制问题。譬如一个民族从来就是好动尚武的，就不能拿农耕民族的温和礼仪对其说教;若一个民族从来就是诙谐浪漫的，就不适宜用严肃拘谨来捆绑它。只有顺着人类本来的德性，才能发挥出较好的社会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考究德性呢?其一就着重表现为关于人类天性问题的思考，即人性问题。而人性论的差异，暗中成为了辩者们的原动力。孟子尚仁，认为仁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通过仁可以达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的确如此，总括孟子的思想，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为人处世的“仁者论”，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仁政论”(准确的说是王道论)。只是，不管是为仁者还是行仁政，均不能抛开孟子所谓“人性本善”这个大前提。然而，杨朱究竟提倡性善还是性恶，抑或持中立?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判断杨朱德性取向之所在。但是，先秦典籍并未明确说到杨朱的人性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断定：杨朱不是性善论者，至少孟子不这样认为。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说暴行又作;……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书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孟子的言辞，洋洋洒洒，充分运用了逻辑思辨的方法，从治乱的角度去证明杨朱实为邪说的煽动者，乃“率兽食人”者。孟子看来，杨朱之流，实在当诛，而能距这“充塞仁义”之人的堪称圣人之徒。可见，孟子绝不认为杨朱属于善类，其依据就是杨朱不仁不义，即有邪说暴行的嫌疑。杨朱的确不是性善论者，但不能以此断定他就是不仁不义之人，这点容易找到例证。《韩非子·说林下》有“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来，子岂能毋怪哉?”的一段载文，推敲文意，可以发现，杨朱实际上是在“推人及物”，从人和狗的立场交换来思考问题，可以说这一点甚至比儒家“推己及人”的境界更高一筹。这样的人不算仁义，那么世间何来仁义。孟子把杨朱一棍子打死，拙意以为，纯粹是门户之见了，把杨朱描述得类似妖民更是不妥的。那么，杨朱的人性论究竟如何呢?答案是“性朴论”。根据周炽成先生的观点，荀子、董仲舒均持这种观点，其要义在于“人性本身是质朴的;从不足的方面说,它不够完美,而从好的方面说,它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虽然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它是恶的;虽然人性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但不能说它已现成地善”。至此，不禁让人瞠目结舌，杨朱竟和儒家这两个重要人物的主张暗合，孟子若知，当作何感想。下这样的结论并非牵强附会，《吕氏春秋》将为此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吕氏春秋》一书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可信的，事实上，此书对杨朱的评价也最为公允。《审分览·不二篇》中有“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的说法，这与《淮南子》里对杨朱所谓“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评价是所见略同。再者，杨生的“贵己”思想实质上是《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先己》等篇章思想的糅合和提炼(诚然，我们可以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就是杨朱本身有一套关于贵生的学说，只是被后人分述在不同篇章罢了)。“本生”即以生为本，“全”就是指天性，人的自然的生命过程。故作者呼吁“全性”、“全生”，方法上便要求正确处理生和物的关系，注意不要以物害性，而是以物养性，总的来说就是不能重物轻生，违反“全性之道”。至此，可以瞥见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影子。既然要不以物累形，就意味着“重己”，就意味着克制“情欲”，更意味着“先己”(把保全纯真的生命作为头等大事)。可见，杨朱要保存生命的真，刻意对外物采取了一种超脱。他认识到人会因受到外物的迷惑而失却本性的，但也认为，只要身体力行，“轻物重生”，便可将人类的好的天性延伸下去，甚至将其完善。(不然，何必要“轻物”，还不如极尽五官的娱乐与享受，终此一生。)这正是“性朴论”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杨朱的性朴不是荀子、董仲舒范式的复制，虽要义相同，但手段相去甚远。荀、董靠“王教”，而杨朱靠“为我”(而这也正是被孟子斥之为“无君”的依据所在)。杨子的“为我”，是一种顺性的善意之举，是主动的脱离身外之物的羁绊，任由生命合乎纯真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对能害人性的“物”采取毁灭的态度。杨朱以为人人不为所牵，则人人自得其乐，世间不必讲等级，讲君讲王教就意味着徒添束缚，逆天而行。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悉天下奉一身不为”。就是说，不要给天下“一毛”的拖累，但也不主张拿整个天下来扰乱自身。这是什么样的人性观呢?笔者认为，这包含了人的终极关怀，它极端强调独立纯朴的原始人性。根据杨朱的观点，不把万物放在心中，那么心中就囊括了万物。这一点，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所达不到的境界。综上所述，孟子和杨朱在普世价值或说人性观点上是相异的，孟子主张“人性善”，杨朱主张“人性朴”。孟子所以唾弃杨朱，很可能是因为他把“朴”看成了“空的”、“无物”的东西，具体的可以表现为“无君”。儒家重现世，轻超越，斥责杨朱自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反观历史，孟子留给后世的现实价值则是杨朱所不能及的。(但儒家最终为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上占了多大的优势，而是他们对周礼的传扬和进一步规定。“礼”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为世所用。)那么，二者的价值观存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应该说根本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两者可同时存在，两者都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一种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退一万步，那就是杜维明先生的“因为不能并存,在它的冲突紧张中必须考虑价值的优先的问题,希望关于优先的理解能建立在价值的互补之上,乃至相辅相成。”中国人显然优先选择了儒家!但没有人会冒险的认为杨朱一无是处，他无疑教给世人一种“静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