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学家里，刘国光是一个独特的、难以忽视的存在。

　　他大学时接受的是正统西方经济学教育，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他是新中国公派留苏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主修计划经济，却是最早提倡“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是市场经济的热情鼓吹者，最早构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却始终坚持市场缺陷甚多、政府调节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者之一，但晚年却把“公平”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并为此不懈呼吁……

　　有人说他多变，但他说，自己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问题、为百姓说话、为弱者说话的立场从未改变。

　　有人说他固执，但他说，学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看似复杂，实则单纯。刘国光就是这样独特。

　　爱国乃是书生底色

　　高中初读《资本论》，坚定“经济救国”志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14岁的他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继续求学。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初成，各类进步书籍成为刘国光最爱的读物。特别是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资本论略解》令他分外着迷，他急切地想看到《资本论》原著。

　　1938年，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喜出望外的他跑到重庆买了一本。“老实说，我当时正在念高中，完全读懂《资本论》是不可能的，但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就这么一直读下去了。”70多年后，已年逾九旬的刘国光回忆当年初读《资本论》时的情景依然激动：马克思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与严肃批判，给刘国光以强烈冲击。《资本论》犹如灯塔，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时，国家贫弱、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流离……深深刺痛了刘国光的心，更让他坚定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1941年，怀抱这个梦想的刘国光以优异成绩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入经济学系就读。当时西南联大群贤荟萃、星光熠熠。以经济学系为例，系主任是哈佛大学博士陈岱孙;徐毓枬教授是凯恩斯的学生，是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学者;赵乃抟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欧美经济史权威。名师指导配以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刘国光如鱼得水，废寝忘食。

　　信仰种子破土而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尽管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并未稍减，先后读完了《资本论》二、三卷，大学毕业论文更是选择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题目。

　　刘国光在1950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奠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51年，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刘国光经严格考试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去苏联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面试时，老系主任陈岱孙和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问了他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从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在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会不会觉得有困难?”

　　刘国光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和参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就包括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与改变的。”这一观点他坚持了一生。

　　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的四年愉快而充实。刘国光每天除了吃饭到学校听课与教师咨询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去列宁图书馆看书，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为了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他把主攻方向选定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与百废待兴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苏联可谓强盛。不过，刘国光注意到，苏联不少商品的价格不是贴个标签，而是直接刻在商品上面。“这一方面说明物价长期稳定，但同时也说明管得太死，不够灵活。”刘国光说，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能否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想法。

　　这一理论萌芽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而开花结果，最终推动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全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