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0日，他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为什么是莫言

　　从左到右依次为：斯德哥尔摩书店里陈列着莫言的作品。王小湛摄

　　莫言在瑞典中学教学生写毛笔字。人民视觉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时朗诵作品。人民视觉

　　莫言接过奖章与证书。　新华社记者 武 巍摄　制图：蔡华伟

　　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坐标振奋人心。它们，或以文学作品惊艳世界，或让古老剧种焕发新生，或用创新应用震撼网络，或借国际合作扬帆西渡，或将网游与文化精彩融合。它们的轨迹，折射出文化体制10年改革的累累硕果，也点映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未来走势。

　　——编者

　　独特主因

　　中国式幽默独具魅力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不到两个月，他便迅速以傲人的2150万元版税占领了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眼位置。不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尺如何惹人争议，但是它的经济乘数效应却毋庸置疑，而且不分国界。

　　莫言《生死疲劳》等3部作品瑞典版本的拥有者——鹤出版社凭借诺奖东风，彻底摆脱了财政窘境。现任总裁斯图勒布庸·古斯塔夫松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聘用了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运营和销售，莫言的3个瑞典版作品重印量都在万本以上。”对比获奖之前的千册印数，只能慨叹世界变化太快。无怪乎已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莫言，仍被瑞典媒体扣上了“一夕成名”的帽子。

　　机会不会青睐无准备的人，“一夕成名”的背后是作品的独特魅力。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地方戏曲，“那些神话和现实中的东方元素，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欢的地方。”《生死疲劳》瑞典版本的译者陈安娜说道。

　　“莫言就是莫言。”西方文学界一直认为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影响，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却不认同，“莫言作品具有中国式的幽默，他有时不太会解释自己的美学。公平点说他的聊斋文化背景更强大。”

　　马悦然的观点来自于切身体会，在他第一次阅读《30年前的一次长跑大赛》时，大笑不止，“我从来没读过那么有幽默感的作品”。

　　电影载体

　　靠电影提高文学知名度

　　文学与电影，魂体相应。但是，相较于文字的转化难度，镜头语言显然有着更矫捷的身手，在不同文化间穿门过户。“莫言作品中在英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红高粱》，这当然和电影的大获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介绍。

　　1988年，电影《红高粱》惊艳了整个世界，连带将莫言和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一起捎出了国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日译本和瑞典文译本逐渐上市，成为莫言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作品。译者和出版商看中的是电影带火的图书市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被美国权威文学评论杂志《今日世界文学》评为该年度最佳外文小说。

　　不仅如此，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因为电影的周游列国而被国外读者熟识，进而催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

　　根据骆思典的观察，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机缘，或者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主动阅读中国小说的英语读者并不太多。而当地的出版社，比如出过莫言小说英文版的出版公司企鹅、铁锚、Vintage International等，旗下译自各国的作品数不胜数，在营销上也不会特别为某国文学量身打造。

　　因此，“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看来还是应当先靠电影等其他渠道提高知名度，而不能单纯指望出版商的推广。”骆思典这样总结中国文学出口的诀窍。

　　翻译关键

　　翻译不只是技术活

　　酷爱中国文学的马悦然曾经用10年时间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1900—1949年中国文学作品简介，包括100个短篇小说，100本戏剧，100篇散文等，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作品。采访时，马悦然抚摸着这套丛书，长叹道：“要是这里面的作品被翻译出来，中国作家早就得诺贝尔奖了。很遗憾，中文作品的翻译力量太弱了。”在瑞典，只有两个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

　　但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不管是英文版的葛浩文、日语版的藤井省三，还是瑞典文版的马悦然、陈安娜等，都是拥有翻译专业技能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

　　谈起翻译经验，译过《透明的红萝卜》的马悦然说得有点“玄”。他把作品一读再读，直到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声音，“自然而然在脑海里就有了一种适合表达莫言作品的瑞典语模式了。”为了更好地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马悦然还特意让莫言画出了作品主人公“黑孩”住在桥下的匝洞里和他拉铁匠风箱的样子。

　　骆思典更强调译者和作者的共振度。他很推崇葛浩文的译本，因为葛浩文的英文比较有张力，跟莫言原著中恣意的语言风格比较匹配，所以能够较好地译出神韵，避免走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