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化改革，“提升软实力”成为重要目标。

　　曾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当中国企业不断向世界500强挺进时，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外国人利用源自中国的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可忽略不计……这样的反差，显然与大国地位不符。

　　2003年以来，中国提出“文化强国”，并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做出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　“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560.9亿元美元，同比增长100%。

　　文化产业十年跨越式发展，使中国在全球层面上实现了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组数据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国家的十年奇迹：GDP年均增长10.7%，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9%的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135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年均增长10.1%，迈进“中等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胡锦涛总书记作了精辟阐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攻坚克难”背后的思考：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性。

　　国际金融危机将新生的光伏产业送入严冬，“市场没有了，市长不见了，唯一能见到的是银行催债的。”胡福林感觉这一切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作为温州民营企业的标杆性人物，面对突然而至的资金链断裂，被懊恼、自责、无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选择关掉手机、出国。

　　这一走，网上关于“眼镜大王‘跑路’”的新闻铺天盖地。“其实，当时只是想尽快离开这烦恼之地，顺便到国外筹资。”胡福林说。

　　几年前，光伏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将其当作支柱产业一哄而上，温州也被批准建立国家级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核心园区。

　　胡福林回忆：“当初，我出去考察投资环境，不少地方市长亲自接待要给我‘零地价’、迁厂补贴等优惠政策，银行也是一拨拨主动上门推贷，头脑一热，就投入6亿元。原本想进入电力行业，没想到我们民营企业还是进不去。”

　　胡福林的经历折射出现阶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垄断行业门槛过高、政府定位不清、民营企业融资难……

　　这些问题，常常被喻为改革“难啃的骨头”，被看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

　　理性看待难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不能逾越发展阶段。

　　——一些难题的产生，正是因为改革还不到位、不彻底。

　　天刚破晓，北京儿童医院门前就有人排队等待挂号。不一会儿工夫，弯弯曲曲的队伍排到了300米开外。一旁做早点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从外地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为求一号，夜里干脆就睡在医院的走廊或地下车库。

　　“我的孩子不过是小感冒，去了两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都说发烧病例看不了，只能来这里。”北京的陈女士怀抱三岁的女儿无奈地说。

　　医疗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的现状。显然，要真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改革的路还很长。

　　——一些难题的存在，是因为政府转型尚未完成。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不少行政审批项目被减了下来;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任重道远，一些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行政许可法为例，一些部门不叫“审批制”了，改成“核准制”，其实本质没变。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关系不理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势必阻力重重。

　　——一些难题的出现，是因为发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乐于强化发展而淡化改革，因为发展很风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风险;但是，没有改革，哪来发展?”高尚全说，发展经济变成“招商至上”、城市化变成“楼市化”、谋求“土地财政”公然挑战楼市调控政策……这都是扭曲的发展观。

　　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常常以多维方式呈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矛盾新问题必然层出不穷，改革任务也就愈加艰巨：

　　大学生就业仍旧困难，而“用工荒”年复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2011年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但银行业利润普遍增长20%以上;

　　“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整政策实施两年，某些一线城市仍然屡屡出现新“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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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实，都指向一个命题：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理性面对难题，盲目轻视不可取，消极畏难更不行。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难题的产生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

　　“我们创造了多少成就，就要准备承受多少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表示，西方在几百年中，才解决了七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要用几十年化解西方几百年遇到的难题，必然是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我们必须清楚：在科学发展新阶段，改革难题始终绕不开躲不过，迎难而上是唯一的选择。

　　昔日辉煌并不代表未来成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目前面临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严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产品”，但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改革不只是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