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声网3月8日消息】2012年，15岁的非沪籍女孩占海特，由于为自己争取在上海高考的权利，引起了一次关于“异地高考”的大争论。根据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适龄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中国不同身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则有着天壤之别。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与IBTimes中文网探讨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问题时表示，短期内开放“异地高考”会增加新的矛盾，他认为，解决高考公平的最好途径，是向高校下放权利，让高校独立招生。

　　IBTimes中文网：此前有一种呼声认为，应该让大学校长更职业化、行政化，而要淡化校长在学术领域的角色，对着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张尧学：大学校长是否要行政化，绝不能一刀切。大学校长的确有很多事情要管理，千头万绪。我们国家的党委和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庞大的行政机构，我们有两套班子，一套党委班子，一套行政班子如校长、副校长。

　　一个985部属高校，两套班子一共有13个职位，一些司局级高校会少一点，也有八九个。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领导干部，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分工，然后还有很大的行政班子。为什么说行政化呢?就是什么事都由行政管，而不是校长一个人管。我们的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在党委的领导下，把学校的行政事务管理好的情况下，我认为做点科研也未尝不可。

　　同时，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他不会理解从事科研的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对科研根本就没有概念，这样怎么去管理一个大学。

　　不过要肯定的是，大学校长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大学管理上。

　　IBTimes中文网：人们在谈论大学去行政化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学校系主任、院长的官本位思想，还提出应该由教授来选举系主任、院长，你这种措施对于大学去行政化有利吗，如果要改起来，会有阻力吗?

　　张尧学：我认为去行政化并不难，主要是怎么建立制度文化的问题。不仅要设计制度，还要保持这种制度。保持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习惯这种制度，习惯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要去行政化，就要在经常一起工作的这群人之间，建立一种民主协商的管理机制，民主自由，协商办学。

　　但是，不要期望今天设计了这个制度，明天就什么事都好了。

　　至于大学教授来选举系主任、院长，我认为是一种发展的趋势。 在国外有的是由教授选举，有的是由理事会选拔，然后再讨论，总之有讨论的规则。我们国家的校长，是靠组织任命，但是也在改革，通过答辩、竞争等等。不过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校长来了，要在好的制度下运作，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变化，造成制度的变化。

　　IBTimes中文网：说到教育改革，就不能不提“异地高考”，现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你觉得现在如果开放“异地高考”，短期内会出现问题吗?

　　张尧学：我认为是会出现问题的，因为双方都有道理。比如北京一旦开放了，那么以前努力成为北京人的那些人，他们也很不容易啊，每天呼吸着那么多的 PM2.5，好不容易奋斗了那么多年，终于在北京混到了户口，做了那么多努力，终于有资格享受高考的资源了，怎么到我这突然就少了?但是外地人也不容易，在北京辛辛苦苦打工，还在北京受歧视，子女也没回去上学，不在北京考，在哪里考?为什么你450分就能上大学，我要500多分才能上。

　　这时候，开放也好，不开放也好，势必会引起新的矛盾。怎么办?我认为改变“异地高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招生权利全部下放，交给学校自主招生，就解决了。

　　这本来就是学校自己的事儿，政府为什么要管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一把尺子去衡量13亿中国人?你应该有3000把尺子，让每一个大学拥有自己的尺子。国家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高中毕业考试，这个要统一一个标准，衡量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标准。这个考试考完了，我们高校可以拿来作为录取的一个参考。

　　全国高考，是改革开放之初，一种拨乱反正的特殊手段，坚持了30多年之后，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认为是应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