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声网8月19日消息】1978年曹保义从北师大生物系毕业，来到街对面的师大二附教书。于是，从那天开始，他几乎创造了一个纪录，从第一天踏上讲台，在校园的这35年时间里，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一线教学。
 

　　不光上课，他还自己批改作业，参与教研组集体备课、出卷、阅卷，甚至是集体答疑，他笑称自己是“全活儿”。

　　北师大旗下有不少附属中学，师大二附中应该是离师大校园最近的一所附中。自然，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让师大二附中在骨子里留下深深的师大烙印。可以说，二附中是依靠师大的“根”的滋养繁茂生长起来的。

　　作为北京一所一流的老牌名校，这些年师大二附中发展地稳健而富有活力，内敛规矩的风格背后，涌动着改革实验的激情和魄力。二附中学生的“自主精神”和“人文素养”给人印象深刻;近年来的北京高考状元榜单上，你能不时看到这所学校学生的身影

　　再过两三年，曹保义校长到二附中工作的年头快有40年了。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曹校长对二附中的感情不是一般地深。曹校长为人平和，温文尔雅，“曹氏微笑”和“曹氏幽默”都是他的标识;平日很低调，比起外出应酬，他似乎更迷恋三尺讲台，更愿意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

　　曹保义真不像个校长。从那间三位校长共用的大办公室里走出的他，怎么看都像个普通老教师，笑呵呵的，一点校长的派头都没有。而现在，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的他，依然每周还要给高二一个班上四节生物课，和生物组老师一起备课，阅卷、评卷。

　　他“特好说话”，他最爱上课，不爱开会，这些似乎都跟校长的形象有那么点距离，显得“怪怪”的。但在师大二附中师生们的眼里，再也没有比他更像校长的校长了。
 

　　一间办公室、三个校长

　　当了十年的校长，曹保义从来没有一间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师大二附博学楼六层的校长室，是曹保义和其他两个副校长共同办公的空间。办公室的布置很简单，三位学校最高的领导，一人一张办公桌，另有一张茶几、一圈沙发用来会客。

　　学校当然不是没有条件给校长安排一间宽敞的单间。但在曹保义看来，那是没有必要的事情，“教育又不是做情报工作，我什么事都愿意公开。再说，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要知道，从上任林校长我们就是这样，差不多20年了，我也很习惯了。”

　　于是，在师大二附就有了这样的办公场景：学生或者老师来反映问题，听完之后，曹保义抬起头，喊一声分管副校的名字，您听到问题了吗?那就抓紧解决了吧。曹保义不知有多喜欢这样的办公方式，“这样效率多高啊!问题直接责任到人，你不用打电话把这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叫到办公室，再给他复述一遍问题。其实有时候，我挺喜欢偷点懒的。”

　　曹保义嘴里的“偷点懒”颇有点曹氏幽默。而师大二附教职工也早都熟谙曹氏幽默的真谛。别看曹校长很多时候特不像个“校长”，太好说话，似乎只要天塌不下来，大家干什么他都能“容忍”。

　　但是，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的学校传统里，共用办公室这都是些细枝末节，曹保义的心里更看重的是“人”——他的学生，他的老师。

　　少走的那几步路，少爬的那几层楼，日积月累，更靠近的，是人心。
 

　　这个“全活儿”校长还在教生物课

　　1978年曹保义从北师大生物系毕业，来到街对面的师大二附教书。于是，从那天开始，他几乎创造了一个纪录，从第一天踏上讲台，在校园的这35年时间里，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一线教学。

　　如今，身为校长，他也为高二(二)班(理科实验班)一周上四节生物课。去年，他甚至带了高三一个毕业班。不光上课，他还自己批改作业，参与教研组集体备课、出卷、阅卷，甚至是集体答疑，他笑称自己是“全活儿”。

　　当然，在生物这个领域里，他的学问做得相当出色：论文获奖，特级教师，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写过许多教材。他的生物课更受学生欢迎。“他当年上课的时候总是一脸愉悦，看了就让人舒服。我想他得是真心热爱生物，喜欢教书。我们班当时挺闹的，他也不太管。他觉得我们只要能对课上他讲的内容感兴趣，够投入，思维够发散就行。”一个曹保义教过的理科生这样说。

　　那是不是做老师做的这么陶醉，让曹保义舍不得离开那三尺讲台呢?

　　曹保义觉得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首先，我总是觉得，不能离学生太远，这样就能避免很多‘想当然’的决定。”当然，这中间也有客观原因。高中普遍扩招，学校老师的人手总有些紧张。即便是现在，师大二附的生物组也只有六个老师，平均一个人要带三四个班。“我感觉目前学校教学上是需要我的，那我就肯定要上，也帮老师们减轻一点压力。”曹保义谦虚地说。

　　实际上，在北京市众多名校中，校长依然在一线教学的寥寥无几。

　　对几十年来一直在上的课，他有信心。结束一天的工作，曹保义也像每个敬业的老师一样，踏实备课。备课时间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他备课讲究常备常新。“三十年之前的例子今天再拿来用，同学都看不懂，也不理解。我教的学生从70后、80后到现在的00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上课内容和方式就要随之改变。”

　　现在的学生涉猎广，却疏于钻研。反映在课堂上，曹保义可能要花更大力气去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培养长久专一的兴趣。为此他课下读了许多专业书籍，了解生物领域的前沿发现。

　　曹保义对此看得很辩证，每代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每个孩子又都是不一样的，更让他坚持认为教育要注重孩子的差异性，要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和解决思路。
 

　　要上课不要开会

　　曹保义上生物课去了，书记上化学课去了，副校长上物理课去了，教学主任上数学课去了……师大二附的绝大多数行政干部都在一线坚持上课。

　　“他们去上课，可能受我的影响多一些。”曹保义坦言。

　　所以，师大二附又出现了怪现象——会少。

　　这很好理解，领导都忙着上课，哪有时间开会呢!再加上，曹保义本人也不爱开会，不光不喜欢组织开会，更不喜欢让自己埋到会场里。去年一年下来，曹保义因为事务工作耽误的课，也总共没几节。“也有人在一些事情上埋怨我，‘就你的课最重要’，我就笑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会少，曹保义还归功于师大二附这么多年的好传统——人文、自主。
 

　　他觉得自己能这么“轻松慵懒”地当好校长，全赖学校管理已然成熟，日常管理渐成习惯，师生都能自主自觉，“平时没什么好开会的。老师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平常大家都在一起，有什么问题你还发现不了啊?这样一来，学校管理工作就免去了很多说教的色彩，行政色彩也很淡。”

　　于是，师大二附每周唯一的一次周五办公会常常变成了“群英会”、“神仙会”。“每个副校长、每个主任都是教学能手，说起来个个头头是道，很有共同语言。有时候，碰到一些具体事情，涉及到哪些同学，大家都能叫出名字，说出个大概，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对这些“潜伏”在教师群体里的上课干部们，老师们真的能对待自如吗?会不会紧张?

　　曹保义回答得一如既往地轻松，用他的话，那叫“朴素的体会”。“就像上课，刚开始去，学生觉得我是校长，拘谨些，可时间久了，谁把你当校长啊。老师也一样，如果干部们偶尔去教研组一次两次，他们当然紧张，但是当你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大家就没那种感觉了，也没压力了。”
 

　　上课让我有强烈的改革的冲动

　　“从1978年我到师大二附，只有2003年一年我没教课。”做了手术只能给自己“放假一年”的曹保义承认不上课的这一年“真轻松了”。但是，很快，他又回到了讲台上。为什么?最大的原因，他说是上课让他改革的欲望很强烈。

　　“在实际教学中，你会发现应该给学生改进什么，取消什么，增加什么，这种冲动很强烈。如果你不在一线教学，作为推进改革的领导，可能认识不会这么深刻，更不一定会下决心去真正地做。”

　　曹保义强烈的改革欲望给师大二附带来了“项目式学习实验班”。那是他带研究性学习课程时发现问题，又创造性地解决的结果。那时他发现：“理科实验班的学生有很强的逻辑能力，擅长思辨。他们会和我讨论‘进化’、‘起源’这种深奥的话题，但实际去做实验、做课题，他们可能做的质量不如普通班的学生。”

　　曹保义想找个办法，打破当时单一的线性课程教授方式，让考试成绩不那么突出，但在其他领域有天分的学生，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和成长的空间。于是，“项目式学习实验班”让普通班的学生有了平台能发展自己的特长。

　　曹保义想得很实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不是天才，做不到全长，那我们就应该培养他，放在当下的环境里，甚至说是允许他，拥有一个自己的专长。”他有个遗憾，由于目前的资源限制，还做不到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一种培养方式，但至少他在努力，让师大二附提供更多的特色课程、实验班，给有专长兴趣的那一类学生提供更为贴近他们需求的教育。

　　他降低了师大二附文科实验班的录取线，让它低于统招线，这样一来，一些文科特长生得以跻身师大二附，而实践证明，这些孩子从师大二附走出时，基本上又迈进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

　　“教育可能永远没有最好”，曹保义自己也承认。但他和师大二附老师们正在做的事，正是将学生从整齐划一却面目模糊的群体，还原为鲜活独立的个人。他希望学校环境轻松，鼓励学生活跃，要“散”，甚至“散的要够”，“爱疯就疯”，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谨小慎微。正如他自己，“我就是一个随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