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蓓口中的“计划过度”，是她从事教育咨询行业后发现的中国留学生家长的“通病”：“现在的家长往往想得太过周密。我结识的一位妈妈，来咨询我的时候，坚定地说要送女儿去澳大利亚学财务，将来要做会计师，然后移民。这位妈妈不仅已经‘设计’好了女儿的长远道路，还在诸如登陆澳大利亚后3个月内应该做什么，6个月时又该做什么等细化问题上频频发问。在我看来，这就有些‘计划过度’了。”

　　一见到这位女儿，郭蓓就敏锐地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大方，做市场也许比财务更合适。她建议妈妈，孩子的性格，学会计很可能未来会觉得乏味，如果仍然希望在这个行业发展，推荐尝试去走消费品行业的会计师这个方向。因为她认为消费品行业对市场和营销的要求是很高的，即便有一天她不得不转岗的时候，至少对这个行业有了解。

　　总之，家长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想当然地机械计划了孩子的一生，说起来也是“规划”，但这种规划其实是野蛮的、过度的，也是毫无必要的。

　　从实习到职场

　　——学会“收集信息”和“做减法”

　　以全额奖学金就读东京大学时，郭蓓就很清楚，为了保住奖学金的供给，必须努力保持好成绩，因此大学期间的打工仅限于私塾老师一项，“花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薪酬”。

　　在找实习前，郭蓓想，自己究竟应该去外企还是日本企业，去外资银行还是投资银行，抑或是日本商社?“关于这些，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去就知道了呗!我去找人面谈、结识校友、找师兄师姐聊，在足足收集了一周的信息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后来我去了日本最大的银行和最大的保险公司，各实习了三个月。过后，我就干脆地将所有的日本企业划掉了，因为我通过实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日本企业文化。所以我就将自己定在了外资企业。”

　　这就是郭蓓挂在嘴边常说的“做减法”。

　　郭蓓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林证券交易部。刚刚大学毕业的她，已经能拿600万日元(当时约合50万元人民币)的底薪。但郭蓓觉得，那里崇尚个人主义，团队合作较少，做了三个月后，她开始渐渐不喜欢这样的氛围。“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每天都是不想起来去上班的状态，即便拿着相当不错的底薪、也不能让我有动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待工作并非金钱能够驱动，因此义无反顾地作了一个决定，换工作。”这个决定惊诧了所有人，因为她是美林证券第一个入职第一年就换工作的职员。但是，她力排众议，还是勇敢地跳到了更合心意的花旗银行。